李春城政绩敛财术:旧城改造成为亲朋捞钱战场

不可否认,李春城在成都确实做了很多“政绩”,但是这些“政绩”背后总是能够出现他的亲朋帮、“哈尔滨帮”攻城略地的案例。

李春城在成都担任市长、市委书记长达13年,他所做的工作,大多可用“最大”、“史无前例”等形容。

既有最豪华的政府新址、最大的环球中心,还有最大的太极八卦图——天府广场,两次成都史上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迁,最大规模的城乡统筹,“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三个集中,“农民上楼”等。这些都是李春城主政成都留下的“政绩”。

两次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是李春城任上一桩“政绩”,但这个政绩也成为李春城为亲朋捞钱的主战场。在我调查到的李春城贪腐案情中,很多都与土地有关。

李春城从2003年在成都开始的“城乡统筹”改革试验,也是社会各界褒奖最多的地方,甚至“城乡统筹”成为李春城的一张“名片”。

但实地调查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区”,会发现在新都区、新津、双流等地,失地农民们怨声载道,他们的土地被产业化、园区化,宅基地被征收成为工业园区或开发房地产,却只获得一些微薄补偿,住在统一的社区内。

“我们现在无依无靠,成为真正的失地农民。”成都新都家具园区的农民对李春城的城乡统筹并不认可。

事实上,李春城的“城乡统筹”与“经营城市”同步进行。一方面让80%农民进城,一方面在城市里腾挪土地,发展房地产。一进一出,账很好算,那个时期的李春城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本万利的土地财政,巨额的建设投资也都成为他贪腐的战场。

成都市、重庆市是全国首个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经过30多年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发展确实受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制约,需要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提供土地的使用效率,发展现代农业。

这个方向走到哪里都不能称之为错。但是,回顾成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城乡统筹,一个基本的举措就是利用行政命令,在最短时间内,利用两三年时间让农民交出土地、宅基地、上楼集中居住。

这个将农民赶上楼的做法,成都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全国的改革试验区,成都也成为国内其他地方学习的楷模。

但直到如今,成都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甚至在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提醒,拆村并居不能大拆大建,应尊重农民的选择。

成都市在做城乡统筹的时候,也是李春城政绩观使然。大干快上,两三年见成效,四五年出成绩。但这么做的背后,又有多少农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来闲适的田园生活状态,留给成都农民的可能是需要十年、数十年进行弥补的创痛。

不可否认,李春城在成都确实做了很多“政绩”,但是这些“政绩”背后总是能够出现他的亲朋帮、“哈尔滨帮”攻城略地的案例。

俗话说,“铲车一到、黄金万两”,究竟这些工程是基于利于一方百姓,还是为自己牟取私利,李春城案案情公布之时,相信可以真相大白。

□涂重航(新京报记者,5月8日发表《李春城利益输送多涉土地项目》)

谁来做李春城们的守夜人

专栏

李春城们的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当权力的车轮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卷进车轮之下也许是大概率事件。

回顾李春城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作为“能吏”的光彩一面。

2004年,李春城在成都开始“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6月,国务院在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地方试验上升为国家战略。借此东风,2008年,李春城在成都启动农村产权改革,率先在全国完成土地确权颁证,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借汶川地震之机,城乡土地统筹更是越过县域的门槛,可在整个成都市流动。

“确权流转”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根本性的变化”。善用时机,积极推进改革,无疑是作为改革者、作为能吏的李春城的极具光彩的一笔。当然,李春城也深谙舆论的重要性,善于借助外脑、智囊。在他主政期间,具有丰富媒体经验的何华章成为主要推手,重塑了成都市的文宣系统,打造出成都的“城市营销”。

过人的魄力,对舆论的重视,这本身是一个现代官员的应有素质,不过,李春城身处的“前现代”却意味着权力的不受控。

根据媒体报道,围绕李春城,其妻女、弟弟、部分亲属,本地商人汪俊林、汪俊刚、邓鸿等人,以及紧随李春城到成都的“哈尔滨帮”,在征地拆迁、土地开发、政府工程、市政交通等多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不正当利益。

激进改革的车轮之下,除了金钱的丁当作响,更有斑斑血迹。在“三个集中”改革中,“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引发了大量拆迁,也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对抗。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金华村村民唐福珍面对强拆者,用汽油在屋顶天台自焚,医治无效死亡。

也许,正是身处高位却面临不确定的权力逻辑,强推改革却身惹斑斑血迹,追寻政绩却腐败堕落,使李春城也难免深夜惶恐,进而在鬼神之中寻求寄托。

根据中纪委的通报,李春城不但花巨资将祖坟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对一名年仅36岁的算命先生言听计从,甚至还因其迷信,追求官运而改变成都的数个著名建筑设计。但最终,风水与算命先生都未能拯救他。

李春城这样的官员并不少见。如今,每当坐在飞驰的高铁列车上,在人们盛赞高铁的快捷、先进的同时,往往会听到人们感慨于刘志军的能力,惋惜、痛恨于他的堕落。但遗憾的是,李春城们的这些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也许当权力的车轮肆无忌惮地碾轧过唐福珍,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冥冥之中,把李春城卷进车轮之下也是大概率事件。

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守夜人,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民权利。就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媒体关于唐福珍的深度报道,如果《新京报》关于李春城的报道,包括我写下的这篇文字,不是发表于现在,而是发表在5年前、10年前,李春城们的轨迹是不是会不一样,中国的轨迹是不是也会不一样?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S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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