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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额超过公司净利润

近日,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进入密集期,备受关注的企业高管薪酬情况也浮出水面。除了高管们的高薪引人关注外,还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部分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总额甚至超过了公司的净利润。这样的高薪是否合理?高管究竟应该拿多少工资?舆论方面非议不少。

企业高管薪酬超净利

据粗略统计,截至目前,A股市场已有约203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年报。其中,方大特钢董事长钟崇武以1973.53万元的薪酬领跑2013年度高管薪酬榜单(税前),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万科A董事长王石分列第二、三名。另有多达575位上市公司高管去年领取薪酬超过百万元。

不仅如此,在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至少6家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总额超过其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幅度最高的达83%。比如圣莱达、顺荣股份和道博股份3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超过其全年净利润的49%、47%和43%。

此外,还有约120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出现亏损,其中有不少亏损公司的高管年薪仍然维持高位。

缺约束致穷庙富方丈

一般来说,影响高管薪酬的最重要因素主要有两个: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和企业经营业绩。然而,一边是上市公司的巨额亏损,很多公司在股东分红“颗粒无收”;一边却是对企业经营业绩丝毫没有影响的“富方丈”,公司业绩下滑高管的薪酬却大幅增加。

“上市公司薪酬体制方面仍然缺乏约束机制是关键。”在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贸系主任何维达看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合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不完善,没有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对高管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一般来说,企业高管薪酬是和经营业绩有关的,当企业经营不善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况下,高管还拿高薪就说不过去了,尤其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高管薪酬定得很高之后,能上不能下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上级部门监管不到位,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挂钩没有具体要求,国资委等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也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尽管许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下滑确实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大环境有一定关系,但何维达表示,股市自身制度也存在着问题。由于当前股市发展还不完善,许多公司争着上市只为圈钱,上市后高管在公司业绩最辉煌的时候就套现跑了,却把烂摊子甩给中小投资者,使股民成为了受害者。

不合理薪酬应予追回

其实,高管们到底该拿多少报酬,很难有广泛适用的标准。企业效益不同,行业不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悬殊很大。实际上只要公司的效益上去了,高管们多劳多得没问题。但如果高管薪酬总额甚至超过了公司的净利润,这种“高管得大头,公司得小头”的做法,显然是难言合理的。

何维达认为,要通过完善公司治理,采取更加透明的薪酬激励机制,使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完全挂钩。在企业利润增长的时候,高管薪酬可以增加;相反,企业业绩出现下滑,高管薪酬也要随之递减。同时,应该建立更广泛的监管机制,包括股民在内也可以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监督,不合理的薪酬即使发放了也应该被退回;此外,对于一些国企承担了政策性亏损,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补贴,但是不能把补贴通过各种形式补在高管的收入上,要明确规定企业高管收入不能因此而增长。

“A股仅有20多年的历史,在年报信息披露方面与海外成熟市场存有差距,但现阶段,证监会可以要求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披露得更细致、全面。”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建议,年报应该披露高管薪酬决策的概要。目前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实际上与董事长是“共裤连裆”,必须加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话语权。未来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方案应该提交给股东大会审议。

“有了这么一道程序,高管的不合理薪酬肯定是上不去的。如果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的高管薪酬,水平高也是合理的。”苏海南说。

(编辑:SN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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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长:今年将启动10项改革防治大气污染

中新网5月5日电 最新一期《学习时报》刊发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答记者问文章《在深化改革进程中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周生贤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今年环保部将启动10项改革工作任务;坚决向污染宣战,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周生贤表示,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今年,环保部将启动10项改革工作任务。一是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二是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三是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四是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五是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六是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体系;七是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八是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九是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开展国家环境资产核算方法体系研究;十是发展环保市场,推行排污权交易制度。

周生贤指出,对于环保部门来说,坚决向污染宣战,要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积极探索环境保护新路,用铁规铁腕强化污染防治,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逐步改善环境质量。

第一,继续深化大气污染防治。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大气十条》)以来,我部积极协调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狠抓贯彻落实。

一是分解落实责任。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重点任务部门分工方案,有关部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十条》的实施细则,与各省(区、市)签订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

二是细化配套政策。共有22项,已出台环保电价、专项资金、新能源汽车补贴、油品升级价格等6项配套政策,发布18项污染物排放标准、9项技术政策、19项技术规范。

三是完善监测预警应急体系。出台加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工作的政策文件,实时发布74个城市PM2.5等监测数据;新增87个城市具备PM2.5监测能力,于2014年1月起发布监测数据。

四是加强大气综合治理。落实重点行业整治、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机动车污染治理等措施。

五是推进区域协作机制。建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和全国大气污染防治部际协调机制。

六是强化各项保障措施。中央财政设立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13年安排50亿元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治理项目,2014年安排项目资金100亿元;安排6.4亿元支持12个重点城市燃煤锅炉烟尘治理。启动实施“清洁空气研究计划”。

周生贤表示,下一步,环保部将继续把大气污染防治作为重中之重,深入实施《大气十条》,以雾霾频发的特大城市和区域为重点,以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治理为突破口,抓住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尾气排放和扬尘等关键环节,健全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新机制,实行区域联防联控,让人民群众早日享有更多蓝天白云。

第二,强化水污染防治。制定实施《清洁水行动计划》,抓“两头”、带“中间”,在确保饮用水源地等水质较好水体稳定达标、水质不退化的同时,集中力量把劣V类水体治好,尤其是消灭一批影响群众多、公众关注高的城镇黑臭水体,带动一般水体污染防治。推进重点流域和地下水污染防治,加强水质较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综合防控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第三,抓好土壤污染治理。制定实施《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监督管理,切断各类污染源,遏制土壤污染扩大趋势;深入推进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实施土壤修复工程,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加强污染地块开发利用监管,维护人居环境健康。深化以奖促治政策,继续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整治农业面源污染,建设生态文明示范乡镇和村庄。

周生贤指出,“十二五”以来,通过强化目标责任考核,狠抓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全国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比2010年下降7.8%、7.1%、9.9%和2.0%。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由2010年的76.9%提高到2013年的87.9%,脱硝机组占火电总装机容量比例由11.2%提高到50%,脱硫机组装机容量比例由82.6%提高到90%以上。总的来看,全国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减排进展超过预期,氨氮减排进度与时间进度基本同步,而氮氧化物后两年减排任务艰巨。

周生贤表示,2014年确定的年度减排目标任务是: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量分别比上年减少2%,氮氧化物减排5%。实现上述目标必须有坚定的决心和过硬的措施,环保部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强化减排目标责任制。严格考核各地总量减排目标完成情况,对完不成任务的,加大问责力度。

二是全面推进“六厂(场)一车”(污水处理厂、造纸厂、畜禽养殖场、火电厂、钢铁厂、水泥厂和机动车)重点工程。力争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能力1000万吨,燃煤电厂脱硫改造1500万千瓦、脱硝改造1.3亿千瓦,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600万辆。

三是落实配套政策。加快出台《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等文件,提高重点行业排放标准,切实加强环境监管,严格落实脱硫脱硝除尘电价。

四是加强部门联动。联合农业部推进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与公安等部门合作加快淘汰黄标车,配合工信部门加快淘汰落后产能。

周生贤称,去年6月,经中央批准,环保部组织开展的“生态建设示范区”更名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中央批准更名后,环保部印发《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工作的意见》、《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等文件,新增72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目前,全国已有16个省(区)开展生态省(区)建设,1000 多个市(县)开展生态市(县)建设,建成国家级生态市(县)55个、国家级生态乡镇2986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已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和有效途径。

周生贤强调,与“生态建设示范区”相比,“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内涵更加丰富、标准更高、范围更广,环保部将在认真总结生态建设示范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评估标准、指标体系和管理规程,充分体现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中的理念,引导已命名的生态建设示范区向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过渡。

二是大力推进生态省建设,加大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建设生态市力度。

三是扩大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类型和范围,探索跨区域协调工作机制,推动建立重点行业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基地。

四是组织开展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情况评估,总结经验模式,组织宣传推广,充分发挥示范区示范和引领作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的台阶。

(原标题:环保部长:今年将启动10项改革 重点防治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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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城政绩敛财术:旧城改造成为亲朋捞钱战场

不可否认,李春城在成都确实做了很多“政绩”,但是这些“政绩”背后总是能够出现他的亲朋帮、“哈尔滨帮”攻城略地的案例。

李春城在成都担任市长、市委书记长达13年,他所做的工作,大多可用“最大”、“史无前例”等形容。

既有最豪华的政府新址、最大的环球中心,还有最大的太极八卦图——天府广场,两次成都史上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迁,最大规模的城乡统筹,“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三个集中,“农民上楼”等。这些都是李春城主政成都留下的“政绩”。

两次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是李春城任上一桩“政绩”,但这个政绩也成为李春城为亲朋捞钱的主战场。在我调查到的李春城贪腐案情中,很多都与土地有关。

李春城从2003年在成都开始的“城乡统筹”改革试验,也是社会各界褒奖最多的地方,甚至“城乡统筹”成为李春城的一张“名片”。

但实地调查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区”,会发现在新都区、新津、双流等地,失地农民们怨声载道,他们的土地被产业化、园区化,宅基地被征收成为工业园区或开发房地产,却只获得一些微薄补偿,住在统一的社区内。

“我们现在无依无靠,成为真正的失地农民。”成都新都家具园区的农民对李春城的城乡统筹并不认可。

事实上,李春城的“城乡统筹”与“经营城市”同步进行。一方面让80%农民进城,一方面在城市里腾挪土地,发展房地产。一进一出,账很好算,那个时期的李春城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本万利的土地财政,巨额的建设投资也都成为他贪腐的战场。

成都市、重庆市是全国首个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经过30多年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发展确实受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制约,需要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提供土地的使用效率,发展现代农业。

这个方向走到哪里都不能称之为错。但是,回顾成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城乡统筹,一个基本的举措就是利用行政命令,在最短时间内,利用两三年时间让农民交出土地、宅基地、上楼集中居住。

这个将农民赶上楼的做法,成都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全国的改革试验区,成都也成为国内其他地方学习的楷模。

但直到如今,成都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甚至在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提醒,拆村并居不能大拆大建,应尊重农民的选择。

成都市在做城乡统筹的时候,也是李春城政绩观使然。大干快上,两三年见成效,四五年出成绩。但这么做的背后,又有多少农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来闲适的田园生活状态,留给成都农民的可能是需要十年、数十年进行弥补的创痛。

不可否认,李春城在成都确实做了很多“政绩”,但是这些“政绩”背后总是能够出现他的亲朋帮、“哈尔滨帮”攻城略地的案例。

俗话说,“铲车一到、黄金万两”,究竟这些工程是基于利于一方百姓,还是为自己牟取私利,李春城案案情公布之时,相信可以真相大白。

□涂重航(新京报记者,5月8日发表《李春城利益输送多涉土地项目》)

谁来做李春城们的守夜人

专栏

李春城们的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当权力的车轮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卷进车轮之下也许是大概率事件。

回顾李春城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作为“能吏”的光彩一面。

2004年,李春城在成都开始“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6月,国务院在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地方试验上升为国家战略。借此东风,2008年,李春城在成都启动农村产权改革,率先在全国完成土地确权颁证,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借汶川地震之机,城乡土地统筹更是越过县域的门槛,可在整个成都市流动。

“确权流转”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根本性的变化”。善用时机,积极推进改革,无疑是作为改革者、作为能吏的李春城的极具光彩的一笔。当然,李春城也深谙舆论的重要性,善于借助外脑、智囊。在他主政期间,具有丰富媒体经验的何华章成为主要推手,重塑了成都市的文宣系统,打造出成都的“城市营销”。

过人的魄力,对舆论的重视,这本身是一个现代官员的应有素质,不过,李春城身处的“前现代”却意味着权力的不受控。

根据媒体报道,围绕李春城,其妻女、弟弟、部分亲属,本地商人汪俊林、汪俊刚、邓鸿等人,以及紧随李春城到成都的“哈尔滨帮”,在征地拆迁、土地开发、政府工程、市政交通等多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不正当利益。

激进改革的车轮之下,除了金钱的丁当作响,更有斑斑血迹。在“三个集中”改革中,“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引发了大量拆迁,也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对抗。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金华村村民唐福珍面对强拆者,用汽油在屋顶天台自焚,医治无效死亡。

也许,正是身处高位却面临不确定的权力逻辑,强推改革却身惹斑斑血迹,追寻政绩却腐败堕落,使李春城也难免深夜惶恐,进而在鬼神之中寻求寄托。

根据中纪委的通报,李春城不但花巨资将祖坟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对一名年仅36岁的算命先生言听计从,甚至还因其迷信,追求官运而改变成都的数个著名建筑设计。但最终,风水与算命先生都未能拯救他。

李春城这样的官员并不少见。如今,每当坐在飞驰的高铁列车上,在人们盛赞高铁的快捷、先进的同时,往往会听到人们感慨于刘志军的能力,惋惜、痛恨于他的堕落。但遗憾的是,李春城们的这些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也许当权力的车轮肆无忌惮地碾轧过唐福珍,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冥冥之中,把李春城卷进车轮之下也是大概率事件。

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守夜人,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民权利。就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媒体关于唐福珍的深度报道,如果《新京报》关于李春城的报道,包括我写下的这篇文字,不是发表于现在,而是发表在5年前、10年前,李春城们的轨迹是不是会不一样,中国的轨迹是不是也会不一样?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S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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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警反恐实战演习出动无人机在空中侦察

中新网海口5月13日电(付美斌黄培岳 张振汉)5月13日上午,海南省海口市在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举行反恐实战演练。

现场共设置了3个科目:处置持械砍杀暴力恐怖事件、处置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和处置劫持旅游大客车暴力恐怖事件,旨在检验警方在复杂情况下处置暴力恐怖袭击事件的实战水平。

当日9时37分许,一阵急促的紧急警报声响起,8名“暴恐分子”在海口某广场持砍刀、手枪袭击群众,当场造成1人死亡,2人重伤,5人轻伤。驻点防控的警力迅速赶到现场处置,对正在施暴的”恐怖分子”果断开枪,当场击毙1名、击伤2名“暴恐分子”并使用夺刀器实施抓捕。5名残余“暴恐分子”分两股逃窜,其中3名“暴恐分子”躲入街边无人简易房内,持枪与公安民警对峙;另2名”暴恐分子”劫持2名人质躲入附近居民楼。

身穿战术背心、头戴防弹头盔、手握突击步枪的特警“闪电”机动组队员们迅速赶到现场,对现场进行封控,特警无人机迅速出动,在空中盘旋侦察,并适时传送监控图像。5名突击队员乘坐1辆突击车赶到现场,面对简易房中持枪拒捕的”暴恐分子”,5名特警采用警组战术动作,交替掩护,抵近房门。攻击指令下达后,5名特警队员快速破门,利用战术配合交替掩护进入房间,“暴恐分子”负隅顽抗,特警队员果断开枪击毙“暴恐分子”。在附近居民楼前,特警“闪电”机动小组利用地形地物作为掩体,呈多种队形,交替掩护搜索抵进至居民楼并完成了核心区的封控,狙击手就位。鉴于“暴恐分子”拒绝谈判,并扬言要杀害人质,指挥部下达实施强攻的命令。狙击组击毙窗口处1名持枪“暴恐分子”;同时,突击一组乘坐云梯车从正面强攻,突击二组利用聚能爆破装置炸开防盗门突入室内,突击三组2人从楼顶索降破窗突入室内,1人从楼梯侧向移位破窗突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毙“暴恐分子”,安全解救人质。

随后,现场还举行了武警特战队员迅速处置大规模劫持人质事件,突击队员快速解救遭劫持的旅游大客车人质等实战演习。三个演练科目一气呵成。

记者了解到,为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海口警方建立了反恐武装巡逻“1+5”工作机制,即在市内设立了21个重点防范部位,对于发生在重点部位的暴恐事件,要求第一梯队警力1分钟内到达现场果断处置,第二梯队警力5分钟内到场支援。

另外,海口市公安局还建立了公开武装巡逻震慑,便衣化装跟踪打击,社区民警和群防力量联防联控的防控体系;形成了扁平化指挥、预案先行、信息牵引、情报制导、技术支撑的工作机制,治安防控能力和反恐怖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升。(完)

(原标题:海南反恐演习出动无人机适时传送“恐怖现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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