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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黑匣子涉商业机密或难公开分析全过程

法制晚报讯 (实习记者 李志豪) 随着MH370航班搜寻工作的不断深入,黑匣子可能所在的海域范围被大大缩小了,那一旦黑匣子被发现,里面的数据将如何被分析?《法制晚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工作的工程师乔伊·埃帕森博士。

埃帕森表示,目前对客机失联原因猜测很多,为消除各方面的疑问,可以由多国专家联手对黑匣子进行分析,不过因为涉及到商业和科技的秘密,分析全程公开有难度 。

FW: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说,黑匣子在“几公里范围内”。一旦发现黑匣子,应该怎么做?

埃帕森:海中找到的黑匣子应该给予很好的保护,现场不能打开保护壳体,应将其浸在盛有淡水的容器中,连同容器一起运送到实验室。使用真空烘干炉进行非常精细的烘干程序后,才能打开黑匣子的保护外壳,取出里面的坠毁生存记忆单元(CSMU)。

提取黑匣子记录的过程是在对黑匣子内部的坠毁生存记忆单元中的堆叠内存片中进行的。在该内存片记忆板上,记录着驾驶舱话音记录器(CVR)和飞行数据记录仪(FDR)在飞机失事前的记录。

FW:整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

埃帕森:烘干、物理还原以及最后的数据分析,往往会花上几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左右。此外,如果黑匣子受损或者记录的数据出现问题,分析的时间就会更长。

分析重点

  飞行数据是事故认定主要证据

FW:分析过程麻烦吗?难点在哪?

埃帕森:驾驶舱话音记录器的工作原理类似于普通的磁带录音机,但分析的过程没有想象的这么简单,因为音频包括了许多杂音,例如操纵手柄声、发动机声、摩擦声、座位的移动声、报警声等,而且许多声音的频率较高,会覆盖有用信息。

我们会将记忆单元送到实验室,那里的电脑主机有特殊的软件,能够对音轨进行分离,筛选出有用的声音并进行分析。但是有些特定的噪音也会成为分析的对象,因为它们可能是某类突发事件发生的产物。

FW:事故认定中的主要证据来自哪?

埃帕森: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数据分析比较复杂,也是事故认定中的主要证据。这部分内容以各种数字为主,分析软件会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线条,显示的结果就像是医院的心电图图像一样。

如飞机姿态数据(高度、速度、倾斜角、俯仰角、航向角等),这些数据可用来判断飞机的飞行姿态;飞机操纵数据(杆位移、脚蹬位移、各舵面偏角等),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与飞机响应的对应关系,以确定是飞行员控制飞机还是飞机失控;飞机动力装置数据(发动机的转速、飞机排气的温度、滑油的压力等),这些数据可以分析出飞行过程中发动机工作状况。

综合所有数据的分析结果,就可以大概调查出事故的原因。如飞机上的火警信号开关的数据量偏多,我们就可以判定飞机在空中失火。

得出结论 

数据可信性要评估

FW:分析的结论一般怎么得出来?

埃帕森:综合了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仪作出的分析结果,一般就能分析出事故的主要原因。

我们会将一份基本报告送到事故调查机构,这份报告内容包括重要时刻中飞机的哪些部分出现了什么问题,飞机的结构在此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驾驶员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什么动作,说出了什么话等等。

此外,报告还对黑匣子中数据的完整性、可信性进行评估,最后由事故调查组综合其余的客观因素得出最终的结果。

FW:找到黑匣子后,由谁来选择黑匣子分析机构?

埃帕森:现在提出对黑匣子进行分析还为时过早。预计当黑匣子的位置确定时,马来西亚政府会选择黑匣子的分析机构。

FW:关于失联的原因有很多猜测,包括是否与政治、恐怖袭击、自杀等因素有关,是否应该成立一个跨国的分析机构对其进行分析? 

埃帕森:是的,此次MH370航班的事故原因可能非常复杂,有许多媒体都在猜测。但现在大多数的黑匣子分析机构都不会受外界因素的干扰,都能公正、正确地对黑匣子进行分析,所以外界不必对此担心太多。

成立一个国际的联合分析小组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此前从未有过,一切都以官方的通知为基准。

FW:黑匣子分析人员中是否应该吸收中国的专家?

埃帕森:我们都知道,飞机上有许多中国乘客,中国政府也非常积极地参与搜寻。如果马来西亚请求国际专家一起帮助参与黑匣子数据的分析,我想中方一定会派专家参与的。

FW:是否应该公开分析的全过程?

埃帕森:分析的全过程可能会与一些商业、科技上的秘密有关,黑匣子中的许多数据也需要进行筛选、修复才能进行,所以公开全过程还是比较困难的。

新闻内存

    有哪些权威黑匣子分析机构

据央视报道,马来西亚警察总长阿布·巴卡尔昨日表示,马来西亚方面不具备分析黑匣子的能力,一旦找到黑匣子之后,将会邀请相关方面的专家进行分析。

乔伊·埃帕森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英国航空失事调查局、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局、德国联邦航空事故调查局等是目前权威的黑匣子分析机构,中国的民航局也能对黑匣子数据进行分析。

空难调查管辖权

通常来说,事故发生在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承担主要的调查任务。而在飞机坠落国际海域或在国际水域消失的情况下,航空公司所在国会承担主要的调查责任,所以MH370的调查活动理应由马来西亚负责。一旦管辖权得以确定,负责调查国家的有关部门会请求其他国家提供帮助,生产飞机机体、引擎,或者关键系统的公司会派出专家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文/实习记者 李志豪

乔伊·埃帕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工程师兼顾问,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飞行器材料工程专业,曾担任美国空军文官。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是世界上著名的航空失事调查机构之一,每年都会受托对许多黑匣子进行数据分析,而2013年发生的韩亚航空空难的事故调查就是由该组织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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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现今年来最强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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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凌晨到上午,北京出现久违的降雨,截至上午10时,累计雨量6.5毫米,为今年以来最明显的降水!图片来自@闻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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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称地方政府负债达10.6万亿 政府靠卖地还债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三审稿对于社会高度关注的“是否该放开地方政府举借债务”问题有了较大突破,其中对举债主体、举债方式、用途和偿债资金、债务规模和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做出规定。

适当放开地方政府举债权限

此前现行预算法及修正案草案一审和二审稿,都明确“除法律和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但这一表述遭到诸多质疑,不少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是客观需要,即便预算法不放开,地方也已经如此操作。

此次三审稿提出适当放开地方政府举债权限,但同时也规定了地方政府举债“禁区”。

三审稿建议明确举债主体为“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举债方式“限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用途“应当为公共预算中必须的部分建设投资,并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偿债“应当有稳定的债务偿还资金来源”。

此外,三审稿还建议“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地方政府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大常委会批准”。

三审稿并不只对地方政府举债“开前门”,同时也对地方政府行为加以限制。草案明确“地方政府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以其他任何方式举借债务以及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对违法举债或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将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预算法修正案一审稿原本有上述内容,但在二审稿中被删去,这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倒退”。在多项条款存在巨大争议的情况下,预算法修正案自2012年6月份上会二审后,一直搁置。

放开地方政府发债成共识

“是否放开地方政府发债”的争议主要在于担心地方举债失控。

审计署去年底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0.58万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87万亿元,年均增长19.97%。其中,地方政府性债务偿债资金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

但放开地方政府发债已形成共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释放出放宽地方政府发债的信号,提出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最主要在于地方隐性负债部分,存在局部风险,也就是个别地区和项目存在风险,化解地方性债务风险的重点就是 “堵后门、开前门、消存量、严监控”,要让债务“阳光化”。

最近,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谈到如何解决城镇化资金来源问题时也提出,财政部将重点加大地方政府债券支持城镇化建设力度,依法赋予地方政府适度举债权限,通过完善现行地方政府债权制度等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

监管层也一直在积极行动。今年“两会”上,一份为两会代表委员准备的内部资料也显示了财政部正在探索赋予地方适度举债权限的方式,其中包括制定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改革方案,推动部分地方开展改革试点,以管理好日趋扩张的地方政府债务和经济建设中庞大资金需求间的矛盾。

各类评级机构也开始研究并推出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的方案,以期进入市场。

此外,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了解,此次预算法三审稿的亮点,还有预算审查将更为细致。三审稿中建议报人大审批的预算草案应当细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按其保障功能分类,细化到类、款、项三级,按其经济性质分类至类、款两级,基本支出应当编列到款,同时要求一般性转移支付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标准和计算方法编制,专项转移支付应当分地区、分项目编制。

针对转移支付制度,三审稿建议明确转移支付为“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并强调了一般性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中的主体地位,限制专项转移支付的范围,规定上级政府在安排专项转移支付时,不得要求下级政府承担配套资金。

(原标题:时隔近两年,预算法三审“上会”地方政府举债或有限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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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总额超过公司净利润

近日,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进入密集期,备受关注的企业高管薪酬情况也浮出水面。除了高管们的高薪引人关注外,还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部分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总额甚至超过了公司的净利润。这样的高薪是否合理?高管究竟应该拿多少工资?舆论方面非议不少。

企业高管薪酬超净利

据粗略统计,截至目前,A股市场已有约203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年报。其中,方大特钢董事长钟崇武以1973.53万元的薪酬领跑2013年度高管薪酬榜单(税前),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万科A董事长王石分列第二、三名。另有多达575位上市公司高管去年领取薪酬超过百万元。

不仅如此,在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至少6家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总额超过其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幅度最高的达83%。比如圣莱达、顺荣股份和道博股份3家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超过其全年净利润的49%、47%和43%。

此外,还有约120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出现亏损,其中有不少亏损公司的高管年薪仍然维持高位。

缺约束致穷庙富方丈

一般来说,影响高管薪酬的最重要因素主要有两个: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和企业经营业绩。然而,一边是上市公司的巨额亏损,很多公司在股东分红“颗粒无收”;一边却是对企业经营业绩丝毫没有影响的“富方丈”,公司业绩下滑高管的薪酬却大幅增加。

“上市公司薪酬体制方面仍然缺乏约束机制是关键。”在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经贸系主任何维达看来,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不合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不完善,没有充分发挥董事会、监事会对高管的监督和约束作用。一般来说,企业高管薪酬是和经营业绩有关的,当企业经营不善甚至出现亏损的情况下,高管还拿高薪就说不过去了,尤其是国有企业普遍存在高管薪酬定得很高之后,能上不能下的情况;另一方面是上级部门监管不到位,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挂钩没有具体要求,国资委等部门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也缺乏有效监督机制。

尽管许多上市公司业绩出现下滑确实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大环境有一定关系,但何维达表示,股市自身制度也存在着问题。由于当前股市发展还不完善,许多公司争着上市只为圈钱,上市后高管在公司业绩最辉煌的时候就套现跑了,却把烂摊子甩给中小投资者,使股民成为了受害者。

不合理薪酬应予追回

其实,高管们到底该拿多少报酬,很难有广泛适用的标准。企业效益不同,行业不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悬殊很大。实际上只要公司的效益上去了,高管们多劳多得没问题。但如果高管薪酬总额甚至超过了公司的净利润,这种“高管得大头,公司得小头”的做法,显然是难言合理的。

何维达认为,要通过完善公司治理,采取更加透明的薪酬激励机制,使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完全挂钩。在企业利润增长的时候,高管薪酬可以增加;相反,企业业绩出现下滑,高管薪酬也要随之递减。同时,应该建立更广泛的监管机制,包括股民在内也可以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监督,不合理的薪酬即使发放了也应该被退回;此外,对于一些国企承担了政策性亏损,国家可以给予适当补贴,但是不能把补贴通过各种形式补在高管的收入上,要明确规定企业高管收入不能因此而增长。

“A股仅有20多年的历史,在年报信息披露方面与海外成熟市场存有差距,但现阶段,证监会可以要求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披露得更细致、全面。”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建议,年报应该披露高管薪酬决策的概要。目前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实际上与董事长是“共裤连裆”,必须加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话语权。未来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方案应该提交给股东大会审议。

“有了这么一道程序,高管的不合理薪酬肯定是上不去的。如果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的高管薪酬,水平高也是合理的。”苏海南说。

(编辑:SN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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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城政绩敛财术:旧城改造成为亲朋捞钱战场

不可否认,李春城在成都确实做了很多“政绩”,但是这些“政绩”背后总是能够出现他的亲朋帮、“哈尔滨帮”攻城略地的案例。

李春城在成都担任市长、市委书记长达13年,他所做的工作,大多可用“最大”、“史无前例”等形容。

既有最豪华的政府新址、最大的环球中心,还有最大的太极八卦图——天府广场,两次成都史上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拆迁,最大规模的城乡统筹,“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农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的三个集中,“农民上楼”等。这些都是李春城主政成都留下的“政绩”。

两次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是李春城任上一桩“政绩”,但这个政绩也成为李春城为亲朋捞钱的主战场。在我调查到的李春城贪腐案情中,很多都与土地有关。

李春城从2003年在成都开始的“城乡统筹”改革试验,也是社会各界褒奖最多的地方,甚至“城乡统筹”成为李春城的一张“名片”。

但实地调查成都的“城乡统筹试验区”,会发现在新都区、新津、双流等地,失地农民们怨声载道,他们的土地被产业化、园区化,宅基地被征收成为工业园区或开发房地产,却只获得一些微薄补偿,住在统一的社区内。

“我们现在无依无靠,成为真正的失地农民。”成都新都家具园区的农民对李春城的城乡统筹并不认可。

事实上,李春城的“城乡统筹”与“经营城市”同步进行。一方面让80%农民进城,一方面在城市里腾挪土地,发展房地产。一进一出,账很好算,那个时期的李春城更像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本万利的土地财政,巨额的建设投资也都成为他贪腐的战场。

成都市、重庆市是全国首个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经过30多年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发展确实受到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制约,需要把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提供土地的使用效率,发展现代农业。

这个方向走到哪里都不能称之为错。但是,回顾成都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城乡统筹,一个基本的举措就是利用行政命令,在最短时间内,利用两三年时间让农民交出土地、宅基地、上楼集中居住。

这个将农民赶上楼的做法,成都走在全国前列,作为全国的改革试验区,成都也成为国内其他地方学习的楷模。

但直到如今,成都的做法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甚至在2010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两次提醒,拆村并居不能大拆大建,应尊重农民的选择。

成都市在做城乡统筹的时候,也是李春城政绩观使然。大干快上,两三年见成效,四五年出成绩。但这么做的背后,又有多少农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原来闲适的田园生活状态,留给成都农民的可能是需要十年、数十年进行弥补的创痛。

不可否认,李春城在成都确实做了很多“政绩”,但是这些“政绩”背后总是能够出现他的亲朋帮、“哈尔滨帮”攻城略地的案例。

俗话说,“铲车一到、黄金万两”,究竟这些工程是基于利于一方百姓,还是为自己牟取私利,李春城案案情公布之时,相信可以真相大白。

□涂重航(新京报记者,5月8日发表《李春城利益输送多涉土地项目》)

谁来做李春城们的守夜人

专栏

李春城们的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当权力的车轮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卷进车轮之下也许是大概率事件。

回顾李春城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作为“能吏”的光彩一面。

2004年,李春城在成都开始“城乡统筹”改革。2007年6月,国务院在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地方试验上升为国家战略。借此东风,2008年,李春城在成都启动农村产权改革,率先在全国完成土地确权颁证,推动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借汶川地震之机,城乡土地统筹更是越过县域的门槛,可在整个成都市流动。

“确权流转”是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中“根本性的变化”。善用时机,积极推进改革,无疑是作为改革者、作为能吏的李春城的极具光彩的一笔。当然,李春城也深谙舆论的重要性,善于借助外脑、智囊。在他主政期间,具有丰富媒体经验的何华章成为主要推手,重塑了成都市的文宣系统,打造出成都的“城市营销”。

过人的魄力,对舆论的重视,这本身是一个现代官员的应有素质,不过,李春城身处的“前现代”却意味着权力的不受控。

根据媒体报道,围绕李春城,其妻女、弟弟、部分亲属,本地商人汪俊林、汪俊刚、邓鸿等人,以及紧随李春城到成都的“哈尔滨帮”,在征地拆迁、土地开发、政府工程、市政交通等多个方面,获得了巨大的不正当利益。

激进改革的车轮之下,除了金钱的丁当作响,更有斑斑血迹。在“三个集中”改革中,“农民上楼”、“宅基地换楼房”引发了大量拆迁,也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对抗。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金华村村民唐福珍面对强拆者,用汽油在屋顶天台自焚,医治无效死亡。

也许,正是身处高位却面临不确定的权力逻辑,强推改革却身惹斑斑血迹,追寻政绩却腐败堕落,使李春城也难免深夜惶恐,进而在鬼神之中寻求寄托。

根据中纪委的通报,李春城不但花巨资将祖坟迁往成都都江堰,聘请风水先生做道场,对一名年仅36岁的算命先生言听计从,甚至还因其迷信,追求官运而改变成都的数个著名建筑设计。但最终,风水与算命先生都未能拯救他。

李春城这样的官员并不少见。如今,每当坐在飞驰的高铁列车上,在人们盛赞高铁的快捷、先进的同时,往往会听到人们感慨于刘志军的能力,惋惜、痛恨于他的堕落。但遗憾的是,李春城们的这些政绩,往往与骄横、自负、目无法纪联系在一起。也许当权力的车轮肆无忌惮地碾轧过唐福珍,不受控制地前进时,冥冥之中,把李春城卷进车轮之下也是大概率事件。

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守夜人,职责在于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公民权利。就在写下这篇文章的同时,我不禁在想,如果媒体关于唐福珍的深度报道,如果《新京报》关于李春城的报道,包括我写下的这篇文字,不是发表于现在,而是发表在5年前、10年前,李春城们的轨迹是不是会不一样,中国的轨迹是不是也会不一样?

□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SN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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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跨境赌球年抽金超万亿 相当于我国GDP2%

随着世界杯“开战”,网络跨境赌球正急剧泛滥。《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世界杯期间,参赌人数成几何级暴增,境外非法赌球网站也成倍出现,甚至明目张胆招徕生意。

记者从公安机关了解到,此类犯罪活动具有便捷、隐蔽等特点,组织者普遍采用“传销模式”高效运作,且呈现扩大化、低龄化、线上线下结合等新特点,“抽水机”般每年从我国内地抽走超过1万亿元资金,不仅极易滋生各种刑事犯罪,还严重威胁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

玩法多样下注简单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参赌者可通过Q Q、电子邮件、手机短信等随时随地下注。同时,网络赌球玩法多样,除“胜平负”“比分”等一般玩法外,还有猜定位球数、第一个换人的球队、第一张黄牌等十几种玩法。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搜索引擎输入“赌球”、“博彩”等关键词,即显示出数十万条网络赌球的相关信息,其中大部分是境外的赌球网站。随后,记者以赌客身份与一家名为“皇冠国际网”的客服人员取得联系。客服人员说,“皇冠国际网”的总部设在澳门,已经以现金网的形式稳定运行了八年之久,此前有近8000名会员,世界杯期间会员数量又大幅增长,“现在已经有好几万名会员了”。

客服人员称,只需先在网站上进行注册,获得账号密码后充入现金就可以投注。投注的过程非常简单,只要点击盘口,进入后点击赔率,然后输入投注金额,一次赌球就算完成了。每次下注金额最少100元,最高限额为500万元。

6月24日,记者在一家名为“永利高”的境外赌球网站看到,该网站对意大利队和乌拉圭队的“生死之战”开出了多个盘口,以意大利队让0.5球为例,也就是说意大利队打平或者输球投注方就输了,只有意大利队净胜乌拉圭队1球以上,投注方才会赢。距比赛开始还有4个小时,网站上挂出的“下注英雄榜”显示,该场比赛的投注资金总额已超过4000万元。

记者随机暗访多家境外赌球网站发现,网络跨境赌球下注简单,通过Q Q、电子邮件、手机短信都可下注。

此外,网络赌球的玩法很多,很符合赌徒的“暴富心理”。除“胜平负”“比分”等四种一般的玩法外,还有猜定位球数、第一个换人的球队、第一张黄牌等十几种玩法,其赔率远高于合法的体育彩票,如果出现弱队爆冷的情况,下注者甚至能得到几十倍的返还,能轻易吸引很多人参与。

重庆市九龙坡区的段先生曾经参与网络赌球,他现在常常在球迷群里极力劝阻疯狂参与赌球的球迷朋友。他说,参与网络赌球的人“十赌九输”,经营赌球网站的“庄家”都有很强的资讯实力,他们往往雇佣境外赌场的精算师,算出最有利于博彩网站的概率,再以此为依据制定盘口。博彩网站还经常临时撤销盘口、变换赔率等,从大面上看,赢钱的永远是庄家“我周围不少身家上千万的人参与赌球,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天津市公安局曾侦办一个非法网络赌球案件,此案涉及人员数千名,一个月的账面流水就有数十亿元之多。相关负责人表示,据公安部门监测发现,网络赌球的现象一直存在,但世界杯期间尤其严重。

“世界杯是赌球旺季,赌球网站一天挣得钱比以往十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挣得都多。”上述负责人说,世界杯客观上为网络跨境赌球提供了比赛和客源。

“传销模式”组织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增加,一些境外赌球集团加大了对我国的渗透力度,网络赌球成为其“进军”国内的主要渠道之一。近年来,全国各地警方曾破获多起非法网络赌球案件,犯罪分子无一例外都是采用“传销模式”迅速发展会员。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公安部门了解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实体赌场,网络跨境赌球犯罪一般是以内外勾结的形式组织的:网络服务器设在境外,通过招募各级代理,以类似于传销的模式在境内组织赌客参与赌博。近年来,此类犯罪呈现扩大化、低龄化、线上线下结合等新特点。

曾参与侦办多起赌球案件的重庆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有关人员说,网络赌球网站的构成和发展与传销活动十分类似,内部由上到下一般可分为大股东、股东、总代理、代理和会员等层级,大股东一般在境外,股东、总代理、代理一般在境内,依靠代理制“发展下线”的方式短时间内迅速扩大会员队伍。其中,会员是网络赌球赖以生存的“生命线”。

和传销一样,赌球网站一般采用“抽水”分成,一般情况下,可用于分配的钱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从会员每一笔投注额中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回佣”分配给各级下线;另一部分是“抽水”,就是赌场从每场赌球获取的利润中,拿出一笔钱由大股东开始逐级往下分配。同时,在赌球网站的金字塔中,每一级代理根据自己发展下线数量领取下线投注金额10%到15%左右的提成,发展的下线越多,获取的利润就越大。

以近年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网络赌球案件为例,犯罪嫌疑人阿庆是“皇冠赌球网”在浙江嘉兴地区的最高代理人,在获取这一代理权后,他根据境外股东的指示,从朋友、熟人关系中发展了大量二级、三级代理和数千名会员,以“抽水”、会员输赢分成等“分红”形式获得巨额非法收益。

据了解,除了以“传销模式”高效运作,近年来网络跨境赌球犯罪还呈现三大新趋势、新特点。

一是参与网络赌球的人数持续增加,呈扩大化趋势。来自天津市公安部门的数据表明,本届世界杯期间,参与非法网络赌球的人员数量大幅增长。

在天津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小刘是一名资深球迷。他告诉记者,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我国互联网尚未普及,参与网络赌球的人并不多。到了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互联网开始普及,网络赌球开始泛滥。而今年的世界杯期间,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下注,身边很多朋友都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二是赌客呈现低龄化趋势。天津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赌球犯罪已经开始渗入到校园,“如今,学生很容易接触使用网络,手里又有一些钱,尤其是一些中小学生,分辨能力弱,从众心理强、好奇心重,很容易参与到网络赌球”。天津的一位大学生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世界杯期间自己每场比赛都在网上参与赌球,每次投注800元或者1000元,但是最近运气不太好,已经输了1万多元。

三是线上组织赌球和线下经营紧密结合。一些网站会用给予信用额度等方式吸引赌客参与,一些赌客输钱后不兑现欠款,这时候需要在现实中找人讨债,于是就出现了线上和线下的紧密结合。一位曾被讨债的赌徒说,赌球网站对于赌客的信息掌握的非常全面,并且一般都与黑恶势力相勾结,从不怕赌客赌输了不还钱。天津市公安局干警也告诉记者,接到过不少类似的报案。

每年抽走万亿资金

网络赌球每年从我国内地抽走超过1万亿元的赌博资金,相当于我国G D P总量的2%,其规模已经超过某些支柱产业的规模,这笔巨额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向海外,严重威胁着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

网络跨境赌球日益猖獗,给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天津市公安局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跨境网络赌球涉案金额往往十分巨大“一家非法赌球网站的区域总代理每月就有10来个亿的流水,一般来说,一家网站类似的总代理会有几十个甚至更多,造成大量资金流到境外。《经济参考报》记者盘点近年来公安机关破获的网络赌球案件发现,涉案金额达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的案件并不少见。

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调查显示,中国每年由于网络赌球而流到境外的赌资相当于全国彩票一年发行总额的15倍,超过1万亿元,网络跨境赌球就像“抽水机”一样,每年将超万亿的资金从中国内地抽走,亟待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长期关注赌博犯罪的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教授陈鹏飞说,2013年我国G D P总量约为56.8万亿元,而网络赌球每年就会从我国内地抽走超过1万亿元的赌博资金,相当于我国G D P总量的2%。

陈鹏飞说,网络赌球具有天然的开放性,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资源,目前网络赌球已从境外大规模渗透到中国内地并大肆敛财。例如,2012年欧洲杯足球赛期间,全球博彩公司的赌球金额达到100亿欧元,其中超过60%的增量赌资来自中国内地。

不仅如此,境内参赌人员往往因此遭受巨额财产损失,极易滋生其他刑事犯罪。除了参与赌球“十赌九输”,伴随网络赌球而来的钓鱼网站、诈骗网站也呈现“井喷”趋势,一些“小庄家”见财起意、“卷钱跑路”时有发生,部分非法赌球网站盈利时有诚信,赔钱时就关门,参与者稍不注意就会蒙受巨大财产损失。由此滋生的贪污、盗窃、抢劫、绑架勒索等刑事犯罪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其便捷性和隐蔽性等特点,网络赌球也日益成为有组织犯罪集团与个人洗钱的首选途径。例如,一个洗钱者欲将20万元黑钱合法化,他就分别在两个赌球网站押同一场比赛的两支球队,各押20万元。无论比赛结果如何,洗钱者都会在一方输掉20万元,在另一方赢得20万元,这样一来,20万元黑钱就披上了合法的外衣。

专家建议强化金融监管切断赌资流通渠道

□记者 赵宇飞 韩振 重庆报道

日前,针对世界杯期间赌球违法犯罪多发的问题,公安部治安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加强情报收集研判,严厉打击利用世界杯赛事进行赌球的违法犯罪活动。但《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网络赌球犯罪的隐蔽性、瞬时性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给有关部门的打击监管带来很大困难。

重庆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有关人员表示,在网络赌球犯罪中,涉赌人员不需要聚集在某特定场所,赌客可隐蔽自己的身份和地址,完全处于匿名状态,常常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就完成赌球的全过程,一旦将硬盘中的数据销毁,排查历史记录将十分困难。

不法分子还充分利用网络的特点,与公安部门展开“游击战”。而仅靠屏蔽赌球网站的方法往往“治标不治本”,屏蔽一家网站,不法分子就会更换IP地址、网站域名再开一家。例如“皇冠”、“永利高”等老牌赌球网站已被公安部门屏蔽过多次,但往往没过多久就“重出江湖”。

同时,绝大部分网站服务器设在境外,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网络赌博的定性不同,遇到跨国犯罪时公安机关难以申请国际协助,打击难度大、成本高。此外,赌球网站管理人员彼此隔离,上下线间尤其是代理与大股东、庄家之间联系很少,大股东和庄家往往难以抓获。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教授陈鹏飞说,网络赌球投注资金的流转有两种最主要的方式,一种是通过银行转账汇款,另一种是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在我国,相关赌球网站的银行账户和长期用于赌球的第三方交易平台却没有得到有效监管。

同时,相关立法不完善导致法律适用存在难题。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张武举说,目前针对参赌人员的处罚主要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70条规定:以营利为名目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而对于网络赌球而言,很多人在暴利驱使下铤而走险,针对赌金数额巨大、情节严重的人,这一处罚就显得过轻,不足以对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

此外,我国《刑法》针对赌博罪规定:聚众赌博或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该条款针对一般网络赌球参与者无法适用,除非是开设赌球网站的人可以按开设赌场罪定罪处罚,而由于网络赌球的特点,其他网络赌球参与者基本是个人参与到赌博网站投注,不符合聚众赌博的要求,同时网络赌球者一般是非职业赌客,因此即使网络赌球参与者情节、数额严重,赌博罪也难以适用。

对此,公安机关和有关专家认为,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重要时间节点推出专项打击行动,并对此类犯罪保持持续高压态势。同时完善综合治理,加强疏堵结合,让非法网络赌球在中国内地无处安身。

一方面,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力度,在重要事件节点采取专项行动。据介绍,非法网络赌球带有周期性,在世界杯等重要时间节点会大幅增加,这也是不法分子露头的时候。适时推出专项行动,可以动员警力和社会力量,加强网络监管和打击力度,提高办案效率。侦办过程中除了要及时收缴涉案使用的报单、账单等书面证据外,更要全面搜集涉赌电脑硬盘等存储媒介中的信息资料。

另一方面,要加强金融监管工作,切断网络赌球的资金流通渠道。陈鹏飞说,美国曾针对打击网络赌球的资金流通渠道进行了积极尝试,并通过了《非法互联网赌博执行法案》,该法案禁止银行、金融公司、信用卡管理机构向从事网络赌博的机构提供服务,不允许金融机构通过信用卡、支票等方式支付赌金,对抑制网络赌博起到了良好效果,我国可以借鉴。

此外,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发挥法律对网络赌球犯罪的威慑力。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法学专家建议,作为法律的最后防线,《刑法》应发挥其震慑作用,可参考“酒驾入刑”的方式,依照其情节严重程度入罪。具体来讲:在赌博罪中增设次数众多且金额巨大这一入罪标准,同时针对这种情形规定量刑标准,即参赌次数众多且金额巨大构成赌博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种罪行的具体参赌次数和资金额度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式予以确定,通过《刑法》的入罪规定,发挥法律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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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致11死校车事故10家签理赔协议

新华网长沙7月14日电(记者阳建、刘良恒)记者14日从长沙市岳麓区委宣传部和湘潭市雨湖区委宣传部获悉,日前发生的湘潭幼儿园校车事故的理赔工作基本结束,每位遇难幼儿获赔56万元,每位遇难教师获赔68万元,均已签署协议。遇难司机的理赔尚未处理,警方仍在调查。

7月10日,湘潭市雨湖区响塘乡金桥村乐乐旺幼儿园一辆校车,在途经长沙市岳麓区含浦镇干子村时翻入水库,致车上11人死亡,其中包括8名幼儿。事发后,当地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善后事宜。

因为警方仍在调查事故原因,遇难司机的赔偿尚未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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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列车实行民警定点跟车巡控

新华网广州7月17日电(记者扶庆)记者17日从广州市公安局获悉,广州警方于当天召开专门会议,全面部署加强地铁公交安保行动。广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谢晓丹说,要进一步提高地铁、公交站场的安全防范等级,地铁列车上要实行民警定点跟车巡控,进一步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全面强化地铁、公交辖区治安防控。

谢晓丹要求,充分运用现有技术设备手段和警犬,加强对重点车站和部位的巡查,提高地铁、公交辖区的威慑力;不断完善各类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多部门、多警种联合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的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重大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到位、有效开展处置。

广州警方还将动员整合所有力量投入安全保卫工作,增加对公交、地铁技防设备和安保力量的投入,协调交通部门配备公交车安全员,配备必要的防护、防暴设施和器材,加强对地铁工作人员、公交车司机的安全教育培训,提高司机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加强对违禁物品的宣传教育。

此外,关于抓住源头和重点落实防范方面,广州警方将强化对汽油、爆炸物、管制刀具和危险化学物品的管控措施,降低违法犯罪行为的破坏程度。

7月15日晚,广州市海珠区发生一起公交车纵火案件,造成2死32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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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央企负责人薪改舆情报告

8月18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真刀实枪推进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对央企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将长久以来一直为民众所抱怨的央企高管高薪的问题再一次的提出并有了解决方案,就是(1)规范待遇;(2)取消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

习近平指出: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四风”的深化,国有企业要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表率。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

中央媒体、市场化财经媒体、海外媒体都从各个角度来剖析解读,新华视点文章《职务消费是个“筐”——聚焦国企高管“不落腰包的腐败”》、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国企高管究竟该拿多少钱》、《京华时报》文章《负责人薪酬调整为国企改革开道》、《证券日报》文章《多家能源国企董事长年薪超百万 是普通矿工30倍》、《新京报》文章《国企高管高薪要看如何拿》等都是近期被热评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文章《习近平要求控制国企高管薪酬》:中国表示将控制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和福利,这是政府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举措之一。中国政府正在对官员奢侈浪费行为进行整顿,这也是习近平领导下的反腐行动之一。

独立评论人@老徐时评用“顺应民心”来形容此次改革。

@人民网 也认为此改革是大快人心之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明确要求,调整国企不合理高收入。长期以来,央企凭借官方背景、攫取巨额利润,中石化一盏灯超千万,宋林一顿饭数十万,这种奢靡之风已是人人喊打,不根除怎能彰显公平?调整国企畸高收入,支持习大大的转起!

二、 近年央企高管薪酬引发的舆情热点

近年来,央企高管层薪酬已经成为央企乃至政府难以面对舆论强烈质疑的主要“痛点”之一。本轮央企薪酬改革之所以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关注,是因为首先它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其次作为为新一轮深化改革切入口又有很强指标作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梳理了2013年1月以后关于央企高管高薪被病诟、被报道、被吐槽所引发负面舆情的关键词(热度从高到低)有:亏损、垄断性经营、腐败、不透明、改革阻力。

1.亏损或效益不好的央企高管却依然高薪

翻阅近几年上市央企年报和机构调查不难发现,即便出现大幅亏损,有些高管年薪依然“高高在上”。根据国资委有关调查,即便仍然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一些企业经营困难重重,2011年央企负责人薪酬平均水平仍达到了72万元。

2012年中集集团净利润同比下降47.46%,但时任董事麦伯良薪酬高达998万元,6位副总裁中三位报酬超过350万元。

中海集运2013年年报显示,全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巨亏,但其董事长仍然拿到了79万元年薪。

来自《证券日报》的文章显示:2013“能源央企高管薪酬排行榜”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神华执行董事、总裁凌文,年薪为159.56万元;第二位为中煤能源的董事长、执行董事王安,年薪150.6万元;第三位是冀中能源副董事长、总经理祁泽民,年薪为111.81万元。从薪酬榜单可以看到,前三名都是煤炭行业的高管。虽然2013年煤炭行业整体大环境非常恶劣,全国煤炭消费量仅达36.1亿吨左右,增幅由前十年年均增长9%左右下降到2.6%左右。与此同时,2013年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下降,主要煤炭上市公司包括中国神华、中煤能源和兰花科创等数家煤炭企业净利润均出现大幅下滑。其中,中煤能源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57亿元。然而,煤炭行业高管薪资水平仍高于其它能源行业的总体水平。

企业巨亏高管年薪不降反升的例子比比皆是,2013年度央企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中,ST大荒总经理薪酬涨幅竟高达2627.50%,但公司净利润则从2012年亏损约32亿元,上升到2013年亏损51亿元。退市长油2013年亏损近60亿元,但总经理李万锦依然享有52万元的年薪。﹡ST天威净利润由2012年亏损17亿元,上升到2013年亏损58亿元,而总经理利玉海的年薪却增加了近10万元。巨额国有资产亏损与不食人间烟火的高管薪酬屡屡同时出现,刺痛人们眼球。

2.同是央企,高管收入存在较大不平衡

一般说来,企业高管的薪酬与其业绩挂钩,给企业挣大钱了,就应拿高薪。但是,对于设置了行政准入门槛、掌握核心资源的央企高管而言,许多效益被公众认为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经营红利,因此央企领导拿超高薪水一直备受争议,成为拉大收入差距,激化社会矛盾的隐患。

来自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管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2011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行业工资差距高达3000%(世界平均水平为70%),石油、电力、烟草、金融和相关利益体的灰色收益在扩大这个收入差距。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在2013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进行的针对央企和国企高管收入的调研中得到证实:央企和国企高管收入存在较大的不平衡状况,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最惊人的数据来自金融行业。一家上市的金融公司,国有控股,其高管属于国企派驻,体制内人士,其收入接近千万元。

3.不透明导致隐性收入倍增且滋生腐败

如果说公示年报中的薪水收入是央企高管唯一的收入也许民怨还不会这么重,但“不落腰包的腐败”、“陈同海漏洞”却是真实的让人惊叹。

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本是因履行工作职责时发生的由企业承担的消费性支出,合理也合规。但现实中,一些国企高管打着职务消费旗号,在衣食住行玩等方面享受特权,奢侈消费,频频上演“不落腰包的腐败”。

从纪检监督部门和媒体公布的情况来看,所谓“职务消费”的种类五花八门:为领导班子成员配备公务接待消费卡,在机场设立贵宾厅,超标配备公车,奢华接待宴请……特别是公务用车和业务招待,占到职务消费的大头。以A股252家国有背景的上市公司为例,仅2012年年报公开的招待费就达65.25亿元。

最著名的例子应该是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高严在公司某次内部会议期间住的是6万元/天的特大套房,中石化原总经理陈同海的职务消费一度高达每天4万元,以至于陈同海案发后,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腐败被称为“陈同海漏洞”。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刘澄调研发现,目前一些国有银行支行行长每年的职务消费仍高达几百万、上千万元,防堵“陈同海漏洞”依然任重道远。

4.成为改革阻力

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何以被摆到新一轮深化改革的突出位置?原因在于,薪酬结构不合理、支出不够规范不仅是国企弊端的显性部分,而且在利益导向下,有可能化为推动国企改革的某种阻力。

比如2013年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执行就差强人意,根据《中国经营报》的报道:人社部和全国总工会已经展开实际行动,推进方式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比如在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下,改革将优先着手基层员工,而对于饱受诟病的央企高管收入则暂时搁置还可以继续享受不合理的高工资。

在经济金融专家@余丰慧看来:多少年来,不仅多次改革无果,而且竟然越改革薪酬越高,越亏损薪酬却不降反升。不仅国企高管正常的薪酬极高,而且“职务消费”惊人到无所约束的地步。

三、围绕央企高管薪酬的观点解读

围绕着中央深化改革小组会议专门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媒体、经济学者、网友都有不少的言论:学者、媒体对央企高管高薪改革参与并提出相关意见建议的比重达到42.5%,针对高管高薪现状产生的观点和情绪表达占比约为27.1%,单纯对《方案》评价并认为显示出改革的决心的占比18.1%,担心会产生背道而驰的效果的有8%,其他占比约为4.3%。具体观点分布如下:

提出意见建议部分(42.5%)

明确国有企业的性质、属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金碚:公务员和国企负责人的工资,是国家可以直接调控的领域,薪酬制度直观显示公权力对于什么是“公平工资”的理解。可以说,这是国家向社会展示的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导向性样板,是国家意志的直接表现之一。如果在这方面无法充分展示出分配公平,怎么能期望实现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公平?

因此,国企老总工资水平不应以私营企业尤其是国外私营企业为参照,而应以较高层级国家公务员薪酬水平为参照,必须体现其所有者国家的意志,这是国企对促进社会公平所承担的责任和贡献。当然,有些高度竞争性的国企老总薪酬可以实行高度市场化的薪酬机制,但典型的国企尤其是央企老总,即使同国家行政级别脱钩,也需要实行国家认定的国家雇员级别制度。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体回答国企老总究竟该拿多少钱的问题了。如果是国家雇员,那么,原则上以较高级别的国家公务员薪酬为基本参照,加上体现经营业绩和风险报酬的激励性报酬,优秀的、创造了突出业绩的国企老总还可以拿到比国家公务员更高的报酬。如果是企业雇员,那么,其薪酬同企业效益直接挂钩,可以拿到与非国有企业同类高管收入水平相当的报酬。

财经评论人王莹:过于强调国企负责人薪酬水平与市场看齐,比照设计股权、期权激励模式,在强调国有企业的竞争性和逐利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国有企业的公共属性。由于出资人监管不能及时到位,加之对国企负责人的绩效考核尚有欠缺,既不够持续缜密,也无法剔除其高水平薪酬中的垄断利益,这也造成了国企负责人薪酬市场化程度虽已大幅提高,但不仅没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反而加大了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国企之间、国企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薪酬差距,甚至出现了高管自定薪酬的事。

独立评论人陈虎:如果央企负责人仍同时享受副部级、正部级干部待遇,那你的薪酬就要按现在政府序列省部级干部待遇来,如果纯粹的是企业管理人员身份了,那你的薪酬可以比政府序列的省部级干部高,而市场竞争类别的央企负责人,只要你做出了对应的贡献,还可以比李华林更高。

对企业和高管进行分类管理

中国企业报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要想设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首先就必须坚持对企业和高管进行分类管理,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公司和公用性公司,前者可以参照市场标准并且略低市场,后者就应该参照公务员体系的薪酬标准;二是高管分为组织任命和市场竞聘两种,前者略高于公务员标准——法国是同级别官员收入的两三倍,后者参考市场标准并且略低于市场价。习近平同志曾经说过,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这就应该是设定国企高管薪酬的一个基本原则。国企高管薪酬监管方式方法应与高管选拔任用制度相匹配,国企高管行政任命的就只应是“行政价”;竞争上岗具备明显市场能力者,其薪酬可以是“半市场价”;没有官员、半官员身份,面向全国、海外通过竞争招聘的职业经理人则可以是“市场价”。

引入职业经理人机制

《21世纪经济报道》文章《央企高薪 一种无奈的均衡》:国企高管应拿多少薪资才算合宜?由于央企多被固化为一种政府经济行为的延伸,而非真正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亏损而高管薪酬不降反升,这使其高管薪资始终处于市场缺信博弈之中,而备受争议。但是,目前央企高管薪酬榜传导的信息,可能恰是一种混合策略纳什均衡,鉴于任何一方的参与人呼吁单方面改变策略,如推动央企高管薪资体系现代公司制度化,将打破这一纳什均衡而导致所有人都得不到好处。因此,可选择的方案是,推动国企高管与私企职业经理人市场并轨化,即国有资本运营化:一些国企可通过探索国有股优先股化,逐渐改造成国资投资运营公司,然后让只占少数股东的私人资本主导具体实体的实际经营,国资投资运营公司根据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绩效,在股权配置上进行相应的制衡。

网友@詹飞V:限制高管收入,还不如取消他们行政级别,重新聘用当职业经理人。一年100万,没能力的还是回去当秘书好了。

改革现有的央企管理体制,让监管政策和规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问题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将央企薪酬信息全部公开在国际上没有先例,目前也缺少切实可行的方案。由于特殊的身份和性质,央企大都接受体制内的监管,监管部门目前则缺少能力和动力来对央企薪酬进行有效管理。在现有体制下,唯有进一步加强对央企用人成本信息的公开,用民间的力量来监管央企薪酬,才能使其更加公平。

政策调控并非一点效果都没有。从2009年以来,国资委等部门不断出台新政规范管理央企薪酬。如果这些政策能够全部落实,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因此,下一步改革的关键还不是出台哪些新的政策和规定,而是如何改革现有的央企管理体制,让监管政策和规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的问题。

取消垄断红利与身份红利,市场办法考核

财经评论家叶檀:要在国企内部建立正确的薪酬激励机制,最重要的是取消垄断红利与身份红利。在考核薪酬时,以全球相同产业、相近经济体的薪酬作为参照系,才能得出大致的结果。如果高管与员工身份为公务员,则应坚决列入公务员序列。同时获得身份保障与企业优厚薪酬是对企业薪酬体制最大的败坏。

另一方面,企业必须上缴高额垄断税,在税后细化推行企业经济增加值(EVA)绩效考核的办法。所谓EVA绩效考核办法,即考核企业的税后净利润,扣除了股权及债务成本,是对企业真正创造价值的考核,经过多年准备和试点,2010年将在央企中全面推行。有关专家曾经对央企2003年的EVA进行了测算,与以利润衡量的结果差异很大。单纯从利润看,183家中有156家是盈利的,共创造1402亿元的净利;但从EVA看,仅49家在创造价值,这仅是以5%为加权资本成本计算,税收还没有计入在内。可见,如果真的用市场办法考核企业高管根本发不出高薪。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最根本的出路是探索市场化与政府监管的关系。总的方向是让市场起决定作用,但涉及到市场化和监管该怎么结合起来、薪酬管理如何授权董事会等具体问题,还需要去进一步研究。

网友@山水闲居客:若都交由市场处理,自会相对公平。

打破不透明,公开收入是第一要素

《新京报》文章《央企高管收入改革不宜搁置》:改革央企高管收入的前提是公开他们的收入,但除了上市公司部分高管外,其他央企高管收入均不透明。有关部门多年前曾承诺“适时公布”,但至今没有下文。毫无疑问,只有彻底公开央企高管收入,才能讨论收入是否合理,才能针对性改革,才能让央企高管收入与绩效、社会责任等挂起钩来。

对现状的理解(27.1%)

复杂状况需区别对待

社科院博士后@冯立果观察:国有企业这个概念十分复杂,似乎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也是不对的。

现状描述

网友@徐志摩_上海 :虽然说国企的资本和收益是全民的,但是没有实际分配,所有权就成了空洞的口惠。

网友@程启禹:全民所有制企业你拿的国家的资源全民的资源资金赚的钱理应全国人民共享红利,不是国企老板与国企职工得利,那叫共同分赃,行为就是小偷。

网友@新校校:国企的问题一是领导干部谁来监管,二是任人唯亲严重,三是责任,搞得好不好照样拿年薪、开好车!

角色混乱

网友@江城竖子:国有企业的问题根源在于使命冲突与角色冲突,前者使国有企业难以定位到底是以市场盈利为目标还是以社会服务为目标;后者导致国企领导人身上一方面有经理人的角色,一方面又具有行政官员角色。这两点造成了国有企业长期的低效率,而这比垄断更加为人诟病。

不合理是重点

经济学者@光远看经济:国企收入的最大问题是该高的不高,该低的不低。有些企业,完全是靠市场起来的,企业的高管对企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却没有享受与其贡献一致的待遇;而有些企业,完全靠垄断,有些企业高管,完全是任命的,却拿着远高于其能力和贡献的高薪。不合理是重点,高低其实不重要。

对《方案》的评价:改革有决心,为国企改革开道(18.1%)

经济金融专家@余丰慧:央企高管薪酬改革不提国际接轨有深意!从习总书记讲话看,中央下决心在改革上啃下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这块最硬的骨头,再次彰显本届中央政府推进改革的决心。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是反腐、反四风的深化。近两年,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压控限制三公消费,包括此次提出根除国有企业负责人额外“职务消费”等,将是今后长期趋势。

《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徐立凡:调整过高收入,取消职务消费,既是对不合理的国企收入分配秩序的规范纠偏,也是为需要持续深入的国企改革鸣锣开道。

“中国网”文章《央企在改革薪酬制度上应该带个好头》:薪酬问题不单是国企再改革的关键节点,还是牵动全社会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因素。这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把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央企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这项重要改革,列入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改革项目,表明中央对进一步推动国企整体改革进程是有着很大决心,也非常明晰地释放将监督央企带头执行收入分配改革这个强烈信号。也非常明确地划出了新的国企薪酬制度改革总体思路和路径方向。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要适应新常态,国企改革也应契合这个阶段性特征,从深化改革中创造和赢取制度红利,并成为推动中国国有企业成长的新动力。

产生的影响:会不会有背道而驰的状况出现?(8%)

网友@鱼儿姐姐378:实际上国企已开始降薪,但降的只是一线员工的薪酬,现在国企的工资结构就是越辛苦越累的一线工资待遇越低,越轻松安逸的高管躺着也是高薪。所谓改革、降薪其实就是拿一线开刀,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其他(4.3%)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承载着要对国企不合理收入进行调整的《方案》拉开了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的大幕,审议通过以来获得各界普遍期望——借助这次改革将部分央企高管离谱的高薪能够被改得更合理。

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是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开始,具有很强的标杆作用。相比以往的收入分配改革,此次改革由于是在之前“八项规定”和反腐败的基础上提出的,使得民众的参与度、期待与信心都非常高,从上述的相关言论中就可以看出,而且专家、媒体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同时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部分,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应该放到全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局中去统筹考虑,只有全国一盘棋,统一、协调、全面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确定收入差距合理范围,按照这个标准着力缩小差距,这项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成效,才能不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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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春拳继承人人选遭广东9大武术团体联名反对

南都讯 记者黄文冠 实习生 黄靖芳 广东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周一公示结束,南都记者获悉,省内有9家武术团体对咏春传承人人选联名反对。省文化厅工作人员表示,需组织专家审议后才能确定反对是否有效。

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本月5日开始公示,佛山在武术方面申报了三人,分别是咏春拳(佛山)郭伟湛、咏春拳(叶问宗支)叶准、蔡李佛拳(佛山)梁伟永。本月15日,省武术协会咏春拳专业委员会、增城市咏春拳协会、从化市武术协会、中山小榄咏春拳协会等9个团体联合向省文化厅对郭伟湛和叶准作为项目的传承人提出“历史状况及现实状况完全不相符”的异议。

省武协咏春拳会认为,咏春拳有多个宗支,每个宗支特点不一,郭伟湛是叶问徒孙,属叶问宗支,不能代表其他宗支;而叶准是香港人,很早就离开佛山,对佛山本地并没多大建树。郭伟湛本月25日表示,佛山推举他作为咏春项目非遗传承人,经过层层筛选,与多家武馆资料进行了比较。由于叶准目前并不居住在佛山,昨日南都记者没有联系到他。不过叶准今年2月接受采访时曾公开表示,“他的开拳老师姓阮,而非父亲叶问。”

就9家武术团体提出的异议,南都记者以佛山武术界人士身份求证省文化厅。省文化厅工作人员表示,公示期间内收集到的支持或反对意见,都会组织专家审议,佛山申报的咏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能否通过,需审议后才知。该工作人员还表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非遗项目不同,省非遗咏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虽然存在争议,但不影响佛山此前提出将咏春拳申报为国家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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